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基于劳动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诠释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其内在逻辑结构的外部延伸,诠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必须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构建过程和逻辑结构。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含蕴着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整体。劳动范畴的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生成过程的缩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人类社会演进问题的主线。劳动范畴的理论图景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结构的映像,是连接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模块的枢纽。因而,劳动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核,为呈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结构提供了新视角。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学界有关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公民法治观念的科学测量、理论概括与学理解释等方面尚存不足,对于公民法治观念的现状特征、变化特点、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等问题仍缺乏足够的认知与研究。本文认为,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要特别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建构科学测量法治观念的指标体系,优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对话。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建

我国《商标法》2013年第三次修改时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实证分析表明,惩罚性赔偿在商标侵权诉讼中适用甚少且适用不规范的问题突出,未能充分发挥其遏制侵权行为的预期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赔偿基数难确定、程序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规范适用,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其制度构建:一是强化程序保障;二是明确适用条件;三是完善赔偿数额的计算;四是厘清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关系。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Sudden Death Caused by Rupture of Spontaneous Ductus Arteriosus Aneurysm in an Adult

A 55-year-old man complained of sudden onset of severe neck pain. This was followed by prompt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death. Autopsy revealed rupture of a saccular aneurysm,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have resulted from enlargement of the remaining ductal tissue, and was located on the medial aspect of the uppermost portion of the descending aorta. Dense blood extravasation was noted in the posterior mediastinum and extending to the strap muscles of the neck and larynx.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upture site revealed disappearance of the medial elastic fibers and thickened intima covered with dense fibrous tissue. Spontaneous ductus arteriosus aneurysm in adults is a rare finding, but widespread use of imaging technologies has revealed that it develops more frequently than previously recognized. Fatal complications may occur even when the aneurysm is relatively small. Therefore, pathologists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aneurysm as a potential cause of sudden death.